核心提示：本文将首先分别从宏观与中观的视角探讨当前校企合作现状及问题，而后基于此展开对企业大学相关建设情况的叙述以及企业大学的良性运作对于突破当前校企合作瓶颈的可行性分析，最后提出职业院校-企业-企业大学三方互动的行为模式，以及相关配套建议，以期从企业大学的角度为当前校企合作困境的破解提供新思路。
【摘 要】：校企深度合作是高职教育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国家大力提倡多元主体兴办职业教育、加强社会办学等的一系列号召下，当今以职业院校为主导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存在合作动力不足、深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如若转变思路看待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的主导者，将会发现企业大学依据其独有的优势存在着与高职院校实现深度互补合作的可能。本文将首先分别从宏观与中观的视角探讨当前校企合作现状及问题，而后基于此展开对企业大学相关建设情况的叙述以及企业大学的良性运作对于突破当前校企合作瓶颈的可行性分析，最后提出职业院校-企业-企业大学三方互动的行为模式，以及相关配套建议，以期从企业大学的角度为当前校企合作困境的破解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高职教育 校企合作 企业大学
在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国家由此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1]；在2019年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2]，在文中多次提出加强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参与作用，鼓励社会多元办学主体兴办职业教育等，由此可反映当前职业院校在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遇至瓶颈，亟需寻求突破方式，以下将通过对校企合作现状困境与企业大学性质、资源的分析来说明企业大学存在可能来充当使企业与院校契合的中介枢纽，并基于企业大学、企业、院校三方互动的模式实现校企合作共赢。
一、校企合作现状
（一）总体情况[3]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廉价劳动力数量紧缩、优势褪去，同时经营方式和生产技术发生变革，使得许多企业被迫完成了人才观的转变[4]，更加注重优质人力资源的储备和发展，由此也带动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以满足现在或未来对于符合企业要求的劳动力的需要。尽管近些年在国家倡导、企业参与积极性提升的情况下，校企合作质量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总结来看，依旧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1.合作动力不足
具体体现在，在实践层面，校企双方对校企合作满意度显著的偏差（企业的满意度均值为4.33，职业院校的满意度均值为3.28，满分为5）上；在意愿层面，校企双方对于校企合作意义价值的认同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双方均值均在4以上，满分为5）。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正是双方行动动力不足的结果。
2.合作深度、广度不够
具体体现在合作的形式的多寡上，双方合作信息的获取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职业院校联系更为主动）、开展合作的方式也多以浅层合作为主，如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安排企业技术人员等；由于双方在复杂的教育环节具体事务上的难以协调[5]，在技术研发、课程开发、专业设置等深层次的多种类活动涉及较少。
3.合作质量不高
具体体现在多数中小型企业对接收学生的地位限定于廉价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潜在的优质人力资源[4]，学生的价值在于其存在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相应的、直接的经济补贴，因而开展的系列活动疏于质量的保障。
（二）高职院校方面
1.实践场地
实践场地多集中于校内，尽管完成了相关技能的培训，但缺乏与企业真实工作环境的适切性，不利于学生感知企业文化与市场氛围。较之处于真实的企业环境，学生在学校中所完成的任务学习单元内容较为纯粹、综合迁移应变水平有待提高。
2.专业课程
较之“职业性”，专业课程的开发在“理论性”、“抽象性”等方面表现地更为突出。一方面，课堂教学内容多原理阐释与演算验证，且教材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教师采用的教学材料也难以及时跟进更新，以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变化的企业相关培养内容相适应。另一方面，对于实践课，标准设立的理想情况与学生的实际表现、实际收获存在一定差异，且院校方面存在对学生达成成就预期不高的状况，整体实践获得效果不甚理想。
3.师资队伍建设
双师型人才教师资源是支持院校学生拓宽知识视野、加深实践创新深度的有力保障，就高校本职教师而言，虽然拥有一定的企业培训经验的高水平教师比例较高，但当下多数教师仍然以完成科研项目、科研论文为主要任务，未能真正将其转化为教学优势，尤其对于实践课或实践项目的指导老师而言，在指导学生完成部分科研项目、提升实操能力过程中，难以帮助其拓宽问题探索的广度、完成跨领域的研究项目[3]。就院校外聘的企业人员而言，其指导学生、组织教学的水平有待提高，并且与院校本职教师在职责上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沟通桥梁，在教学过程中各司其职，双方作用难以在校内实现有机有序融合，合力促进学生发展。
4.企业联系
院校发起与企业的合作时，大多依靠教师联系、校友协作，未能形成有效固定的组织保障机制。过程中院校大多与企业生产职能部门协作，以为学生争取到实习、实训等实践的机会，达到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目的，但在学生“顶岗实习”过程中，企业中深度技能培训提升指导、职业责任感的教育培养等较为缺失，学生虽置身于企业、投身于企业实践，但缺乏企业内部促进学生完善的系统化的、有意识的指导培养。
（三）企业方面
对于企业而言，当前参与校企合作最突出的问题即投入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等。在投入方面，据调查，占比最高的是风险性投入，即因培养学生的不留任而使企业面临的培养成本损失和人才流失的风险成本（均值达到4.26，赋分为5），与之相比，设施设备的正常维护费用占比较小；在收益方面，企业最希望得到的是优秀参培学生的长期工作契约（2年以上），而现实情况不甚理想，学生与企业间的认同感、归属感较弱[4]。
二、企业大学的可行性分析
（一）什么是企业大学
企业大学一般是指由企业出资创办、所有权隶属于企业的一种以职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型组织[6]。尽管关于其概念的解读视角不一，但众多学者大多从企业组织发展与员工个体提升两个角度来阐释企业大学功能、意义、性质等特征。其建立动机主要归为三个方面，第一为帮助企业统合战略以应对全球化、知识经济等多元的外界挑战；第二为出于提升员工核心素质的考虑，适时适切地为员工提供晋升方案，以提升企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第三则出于补充传统大学教育的考虑，企业大学通过弹性的教育方式，为员工、甚至是价值链成员等提供多样、方便的教育机会以促进其自我学习发展，适应企业环境、及时高效地投入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在众多功能中，基于就业质量提升的人才培养是其基本功能。
在凯洛格咨询公司发布的《凯洛格企业大学白皮书10.0》中[7]，从发展逻辑上总结了三类企业业务：核心业务、成长业务（正在快速发展的趋于成熟的业务）、新兴业务（从长远计议的众多“孵化器”种子项目，市场推行可行性尚处于未知状态），企业大学要首先明确企业业务形势的水平，确立企业定位后，将人才（员工）不同阶段的发展晋升与企业战略相联系，并制定合理适配的发展路线及方法，最终实现企业、员工、企业大学多方的转型升级。
观其发展态势，自从1998年建立中国第一家本土企业大学——摩托罗拉中国区大学建立，到2012年，数量已突破1000[8]，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至2014年，国内已有近4000家企业大学挂牌成立，并且有很多企业正在低调筹建[9]，中国企业大学发展呈现星火燎原之势，政府、企业越发重视企业大学在人才培养、企业转型变革、拉动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发展较为成熟的企业大学如海尔大学，除了承担人员进修培训外，正在探索构建创新创业孵化器平台、创新知识平台等新型赋能平台，建成创新型企业大学[10]。
（二）企业大学的性质优越性
当前校企合作陷入困境，除受外部环境如政策支持引导情况影响外，究其根本原因，可归于双方的异质性。企业作为通过为社会提供生产和服务来获取回报的营利性组织，本质是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而职业院校作为教育机构，具有教育性、公益性等特征。尽管双方占有资源互补，但二者根本属性的相背导致双方难以自主聚合并发挥协作互补的作用。就好像教师与学生，一方作为社会代表者与文化传递者，一方是社会未成熟者与文化学习者，尽管双方就群体个性、知识资源等方面可达成优势互补，但互为相背的社会属性导致双方脱离学校环境的强力制约后几乎不可能自主形成社会生活的交集。所以理想的校企双方获益对等情况仅凭双方力量协调是难以实现的，校企之间难以真正形成基于市场机制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学习联盟[11]。企业与院校各司其职，专业领域不同，其界限难以跨越，社会虽着重召唤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但不可强求企业消耗自身资源、利益，并以一个较为专业的水平直接参与教育领域中的人才培养活动，其可利用自身的属性、资源等特点，另辟蹊径。
所以企业大学兼顾企业组织与教育组织的双重性质便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其与职业院校至少可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契合的基础。
1.基本目标与价值取向
职业院校是为企业培养合格人才、推进社会进步为宗旨的非赢利性社会组织，其中心任务是培养技能型人才和为企业、为社会服务，其虽与企业的盈利价值取向相背，但是企业大学可在这两方面较好地结合双方的特点：以就业目标为导向，为公司发展服务；以培养合适人才为结果导向，为输出人才服务。由此建成了三方平衡共存共发展的基础。
2.人才培养定位
职业院校所培养的人才类型指向应用技术型，能够及时适用于企业生产或经营实践当中；企业大学人才培养在初步建立阶段主要针对内部员工帮助其在相应岗位上获得专有以及核心能力、素养的提升，尤其是面向内部较高层管理人员。实际业务的需求对不同类型员工、员工的生涯发展也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能力要求，但双方共同直接指向个人实践应用能力的提升。因此存在进一步沟通合作的基础，可基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共同设计个体的培养计划，且其在社会上其他相似岗位的普适性较强。
3.职业道德追求
职业院校不仅承担了学生的技能培养职能，在其过程中还承担了对学生进行如“工匠精神”等一系列职业价值观的引导塑造功能。企业大学由母体企业出资创办，一切行动都旨在服务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强化企业文化的渗透作用是其对员工等参培个体进行思想引导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让个体了解、接受、欣赏企业文化，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体会其实质所在，以加强员工的忠诚度、员工间的凝聚力。职业院校学生若能早些感知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其职业精神的追求，更能使其在几近真实的企业环境中提前适应工作环境，增强环境适应力、压力反应力等，甚至能有效而“不着痕迹”地“留住”人才。因此，在精神引导上双方存在共建的空间。
此外，企业大学作为公司的战略性组织，也可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沟通企业之间、校企之间的联系，基于组织自身发展的角度，根据沟通的信息作出对企方、校方的资源调试及配置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当前行业组织在校企合作信息沟通上功能发挥的不足。
（三）企业大学的资源优越性
学校服务企业的能力、学生可承诺意识的高低影响着企业对校企合作投入的成本及可获得的收益[4]，在作为中介机构——企业大学的协调及参与下，校企双方的联系超于现有的契约关系，基于双方需求及现实情况，实时展开更加灵活的互动。企业大学与职业院校在以下资源可达成合作。
1.课程体系
企业大学的优势贵在课程体系的实用性[12]，职业院校则受资源、师资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课程整体偏向理论性，二者对学生形成的知识、技能体系的贡献恰好形成互补，并共同印证了学生培养的基本目标，即学生能够装备适当的理论、丰富的实践技能经验、饱满的情感态度快速高效地适应并投身于众多实际场景，且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呈现出不同特点的师资也可做互相交流学习，以提升综合水平。另外，企业大学的教学材料更新速度较快，与行业发展联系较为紧密；可整合企业资源，为学生布置或安排真实的工作场景等，在众多可为职业院校教学内容等方面提供补充。
2.线上学习技术
企业大学的在线数字化学习建设较为发达，根据北京大学企业与教育研究中心对e-learning的调研结果表明，国内一些知名企业，70%左右的企业学习是通过e-learning方式完成的，且近些年企业员工在线学习人次增长率达65%左右，平均在线学习时长增长率达27%[13]，企业大学通过建设在线学习平台，为学员提供弹性的教育机会，学员基本能够实现自由灵活安排相关学习任务的权利。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在线学习资源多为引入，学生多通过观看如慕课的方式补充自身素养，如若双方能够实现基于此的合作互动，院校学生或可在企业大学中与多方人员如老师、学员等共建知识分享空间，拥有在真实工作环境中交流疑问，分享、创造知识的机会。
3.学习资格认证
对于知名企业大学，其会针对不同岗位系列对通过相关考核的人员颁布内部资格证书[12]，如专业技术类的工程师认证、管理类的销售经理资格认证等，有效联合起了产业链岗位需求与相关认证体系，并在行业中具有较为广泛的认可基础，此举能够激发参培者的学习激情，强化其学习效果。职业院校与企业大学合作，若能在最终学习资格认证上达成一致，将有力治理当下“花钱买资格证书”的乱象。
综上，企业大学在组织性质、价值追求、资源使用等方面与高职院校存在良性互动的基础。
三、发展建议
（一）三方行为及功能模式
基于以上对双方现存瓶颈、资源以及外部环境的作用分析，现构建“职业院校-企业大学-企业”合作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1.资源流转方面
母体企业作为资源的最初供备者，一方面，出资投建企业大学；另一方面，是职业院校的实践教学资源的实际提供者，另外，是企业大学资源整合的来源之一。企业大学的资源来源于母体企业及自身发展，包括企业人力资源、战略决策知悉指导、企业物质环境如工厂等，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规划整合，一方面为母体企业提供科学的资源规划及发展建议，另一方面，依据当下现有资源与职业院校进行交流沟通，为职业院校的实践教学统筹协调安排母体企业及企业大学相关可提供的资源。职业院校参考企业大学给予的指导发展建议，在双方认同的基础之上可同时利用母体企业及企业大学提供的资源，学生在其中得到有效地实践锻炼。
2.三方角色及职能方面
企业——“活水源流远”。作为一个营利性组织，其更多地应专注于生产、经营领域，关于教育领域的策略决策意见交由其他中介机构完成，一方面出于专业性的考虑，另一方面出于精力分配及效率的考虑。涉及到与企业大学具体工作的交接时，首先可以考虑其企业内部各部门与企业大学的对接，主要包括各部门资源占有、拥有情况如在岗或退休人员、技术、厂房设备状况，各部门业绩表等可进行观测并展开评估的数据资料报备，企业大学获悉资料并反馈给企业策略意见。其次，企业大学在不妨碍母体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的前提下，可获得一定的资源自主安排权，来满足并协调自身及职业院校方教育教学实践的需求。
企业大学——“渠水连万家”。作为母体企业出资创办的中介机构，衔接着企业与职业院校两个主体，在两个主体获益的过程中体现并升华自身价值。在获悉母体企业资源状况及战略发展状态的情况下，发挥自身作为教育机构、教育管理机构的专业性，对职业院校提交的合作请求、专业建设邀约等，结合院校实际情况，代表企业方给予职业院校方科学性、适切性的指导建议。另外，在实践层面可以在配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秩序的前提之下，负责给予相应指导，如返聘退休人员来切实指导进修学生、进修教师等。即改变原先由企业全权承接院校的状态，交由企业大学负责，企业大学通过协调母体企业与自身环境，对院校的合作需求做出科学、合理的反应，企业无需过多插足相关教育指导过程。此外，在自身发展方面，注重不断提升自身创新、协调水平，在保障人才培养、战略指导基础职能基础之上，拓宽企业大学平台，辐射行业产业链，探求开发行业知识共享平台、创新创业孵化器等新型功能。
职业院校——“饮水思之源”。取己所需；谢其所用。在与企业大学进行对接时，一要主动，二要明确自身优势[14]，积极争取深度合作机会，并考虑多元合作方式，如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甚至是合作办学。与企业互动过程中，要保证企业利益的长久利益，通过企业大学的桥梁与之建立长久的良性合作伙伴关系。另外，合作互动过程中，职业院校也要充分利用企业大学资源优势，将诸如实时课程材料、教学方式等引入自身学校的建设发展环节中。对于学生而言，师资来源于双方，校企双方各自为学生委派导师，组成导师团，共同指导学生；且导师团内部亦形成学习型组织，导师间、师生间相互交流学习。
总之，没有企业大学充当中介协调角色及教育角色，职业院校与其母体企业就难以实现在产业链、产业群的全面合作。在此轮循环互动模式之中，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无论是理论知识的巩固、专业实践技能的提升适用，还是情感价值观的培育，都将在该模式中寻得更加适切的方法。
（二）外界支持
校企合作双方缺乏对企业成本的分担和补偿机制，合作的顺利和谐进行要求各方要以尊重企业的利益追求为前提，分担其风险及相关运营成本。对于着眼于长期人力资源利益的技能型企业而言，其可获得的长期收益非常低[4]，这样持续性的消极反馈将会逐渐消解其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实际行动积极性。于企业、于企业大学而言，要加强对其的利益补偿，降低其风险成本，带动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另外，在法规中要完善、明确相关主体的权责及相应的要求规范。近些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的颁布，虽然明确了校企合作的形式、促进措施、监督检查等项目，但多是宏观意义的强调，并无具体的配套法，地方对于其的阐释也多使得校企缺少实际的行动依据。对《办法》除附则外的全文（共31项条目）进行词频统计，发现有31次“应当”，12次“鼓励”，10次“可”，4次“可以”，2次“不得”，2次“责令”[15]，可谓是“应当”“鼓励”有余而“必须性”不足，意味着制度的有效性执行仍取决于各方的“自我选择”[16]；另外，其中多原则性条目而操作性不足，如“按规定落实财税用地等政策”，对其达标标准、依据何法、如何落实等都未明确，影响着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四、结语
职业院校开展深度校企合作对于校企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当前中国企业大学还存在着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硬件过关而软配不足等问题，但是一些优秀示范性企业大学的实践结果已经证明其是人力资源培训、学习型组织建构的高效方式。而基于企业大学，或称为以企业大学作为纽带的校企合作模式发展潜力较大，针对职业院校未来专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岗位与技能需求是什么，人才需求的趋势是什么，就业的渠道又在哪里等问题，在该模式中都能找启发[16]。但该模式的构建需要国家、社会各界的支持，给予企业的利益追求给予真正、充分的尊重，而后其才有气力彰显其社会责任感，切实依据自身特点承担起职校学生部分“三全育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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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丹阳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
